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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被控聚众斗殴案第一审辩护词

日期:2018-04-10 11:56:16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李××及其法定监护人张金丽的委托,指派常成律师(以下简称“辩护人”或“本辩护人”)作为其被控聚众斗殴一案的第一审辩护人。

在详尽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首先申明,昨天在庭审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即在庭审举证质证阶段的抗辩当中,在否定公诉人援引司法解释时,由于自己记忆的错误,将本应作为有效司法解释的表述为检察机关内部的规定,从而对法庭产生了误导。对此,本辩护人向合议庭、公诉人表示歉意,同时也向我的委托人李××表示歉意。

但本辩护人坚持认为,本案审理的确存在着程序与实体两方面的问题。针对起诉书指控的反驳,若做一个概括的话,那就是:本案有没有聚众?有。有没有持械?也有。但是否就是双方聚众持械斗殴呢?当然不是。本案的性质是,一方聚众持械实施不法侵害,另一方则是聚众持械的正当防卫。

下面,本辩护人将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展开辩护。

 

一、本案的程序问题

首先,起诉鉴于对被告人李××指控犯罪时未满18周岁,所以常熟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并没有与何强等其他五名被告人并案审理。虽然在本次庭审时被告人李××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但单独的庭审体现了常熟法院尊重法律,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充分考虑的合法且人道的行为。但仍有一些不足:

1、本辩护人认为,既然是少年法庭就应当充分从未成年人自身心理成长的角度考虑,依照最高少年法庭设置的规则,被告人李××本可以享受与其监护人坐到一起而不是坐在像现在这样的被告席上;虽然这是一种庭审设置的形式,但之所以规定这样的形式,主要基于对未成年人心理压力具有不同的考量。但正是由于案件被长时间拖延,使得被告人李××无法享受到其本应具有的权利。

2、既然李××涉嫌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属于未成年人。在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情况下,就应当在之前侦查、批捕及审查起诉各个阶段,根据其涉嫌的行为和情节充分考虑,从速改变强制措施。然而,直至羁押十个月之久才办理取保候审,不能不说是缺少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应有的宽容。

3、在今天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方在发表公诉意见过程中播放专门针对李××而剪辑制作的视频,以说明其公诉观点,而法庭未予制止,其结果造成被告人李××所参与实施的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犯罪的错觉。本辩护人认为,从法庭审理程序上讲,既然是法庭辩论而不是举证质证,辩论各方就只应当允许发表意见、观点,进行言辞辩论,再次播放经过剪辑的视频显然超越了程序法律的规定,对被告人李××是不公平的。

以上几方面程序上的问题,合议庭在对本案裁决时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本案的实体问题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法律规定的无限防卫权。

根据《刑法》规定,实施正当防卫必须同时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只有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第二、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第三、必须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四、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对无关的第三者实施;第五、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纵观本案,到底是起诉所指控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涉嫌聚众斗殴,还是辩护人所认为的从“起因、发生、发展”而形成的正当防卫。辩护人认为,本案之所以做出有罪指控,主要因为:

第一、公诉方对“准备”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形成了错误认识;

第二、对“讨债”的不法性前提没有正确认识并加以查清。

 

现辩护人通过以下几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 聚众、持械的目的

1、被告人李××参与的何强一方的聚众、持械,其目的完全是防备侵害而非主动加害(正当防卫的准备)。从庭审中公诉方举证,以及通过对另两案被告人曾勇、杨佳、何强、张胜及证人徐建中出庭质证,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少小离家到常熟短短十几日未成年的“打工仔”,在对方有可能上门寻衅行凶的情况下,除了准备防身的东西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呢。

2、那么,既然同为聚众,又同为持械,也发生了后来的“互殴”,双方的行为性质是否就相同呢?辩护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说明。五方面全部基于公诉方的证据,包括视频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

第一先说“聚众”。曾勇、杨佳一方的聚众与何强、李××一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何强因受徐建中之托,与曾勇、杨佳等人了结债务,徐建中既有明确的授权,亦有授权的内容。何强在杨佳等人谈判未果之后、曾勇继续追讨之时,通话当中有过激之词。此时何强所能做的就是叫来张胜、李××等同乡,以防有不测发生。其没有告知张胜等人什么事,也没有让携带什么东西。而曾勇、杨佳一方却能一声令下,在数分钟之内调集甚至还有不知名姓的二十余人,分乘四辆车从常熟不同地方迅速汇集一起,且车内都装有管制性刀具。这两种“聚众”是一回事吗?

第二说“持械”。古语说,动铁为凶。那么,砍刀是凶,菜刀也是凶,但在本案中它们的性质该如何分辨呢?何强、李××一方准备的是市场可以购买、且在宿舍和忠发公司日常必备的自行使用的菜刀。而曾勇、杨佳等二十余人一方所持的均为管制性砍刀、匕首等刀具。什么是砍刀?在公诉方播放的视频中我们看到了,就是那种一掌宽四五十公分长的东西。这些刀具正常途径是根本无法获得的,其用途也是显而易见。在辩护人对杨佳质证时,杨佳毫不隐讳坦言,这些刀具在车里随时放着几十把,已经习惯了。当辩护人再问,这些刀具是公民能够合法持有的吗?杨佳说可以。辩护人再反问,你在警察面前持过这样刀吗?杨佳无言以对。所以,如果说曾勇、杨佳一方所持刀具是准备的话,那也是一种经常性的。我们不禁要问,什么人会经常性持有这样的刀具呢?因此,若说同样准备了刀具,但刀具性质截然不同。很显然,何强、李××一方准备,除了防范、除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目的,为此而准备与“持械”,与曾勇、杨佳等人的行为性质完全不同。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地点”。事发的地点是忠发公司董事长办公室,而非其他公共场所,是忠发公司经营的场所。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公诉方一个错误认识加以纠正,即公诉方在法庭调查中,将何强、李××等人是否为忠发公司员工,作为其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前提;辩护人认为,公诉方形成看一个误区,即只有忠发公司的员工自卫才是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我们要说,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也包括针对他人的;否则任何第三方都不可能对正在实施的强奸行为实施正当防卫了。因此,在忠发公司、在忠发公司董事长徐建中办公的合法场所而发生了不法侵害,无论徐建中本人,还是其他第三方都有权实施防卫。辩护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公诉方混淆了防卫的正当性与“准备”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有公司员工在未准备的情况下采取的防卫才是正当的,否则就是不正当的,就是双方聚众的斗殴。这也正是本案错误起诉的症结之一。

第四个问题说说“时点”。所谓时点包括两方面,一是何强“纠集”张胜等人的时点,二是“斗殴”发生的时点。何强在与曾勇、杨佳等通话发生了争执之后,才叫张胜等人过来,此时不叫来其他人,若曾勇、杨佳等人真的来了(是不是一定会来何强无从判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个时点只能说明何强担心对方可能来,而防备万一。另一个时点,就是曾勇、杨佳等人到了忠发公司之后动手的时点。在对曾勇质证时,辩护人问是否认识徐建中,曾勇给了肯定的回答,辩护人再问,既然徐建中不在办公室,你们去的目的是讨债,能不能不动手,曾勇回答可以。但从公诉方举示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在曾勇、杨佳等多人持砍刀闯入忠发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之后,首先有一人直接把管制刀具架在了张胜的脖子上,同时另一人开始攻击何强。也就是说,如果曾勇发话,完全可以制止动手。所以本案发生的直接时点是曾勇一方首先实施不法侵害,这个时点也是何强、李××一方针对不法侵害已经发生且而开始防卫。

第五个问题看看“致伤”的情况。起诉指控本案发生的结果除三人轻微伤及忠发公司董事长物品损失之外并未造成更大的伤害。辩护人认为,之所以如此皆因环境及何强等人克制所致。从公诉方据实的视频可以看到,何强挥菜刀的动作很大,但其明显有一个瞬间迅速收手的动作,也就是说,向对方挥刀,并非真的要致害对方,只是阻扰对方不致伤害到自己。另一方面,当对方被从正门阻击出去之后,试图从后门继续进入加害何强等人,李××是全力用沙发抵住后面,曾勇等人才未能得逞。然而公诉方却认为,是曾勇一方的克制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要说,当地办公室的环境以及何强等人多使用办公室物品砸向对方,使对方躲闪无法发挥砍刀的作用才是实质。

最后我们再看本案是如何“结束”的。从公诉方举示的视频、曾勇的口供及当庭对曾勇质证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完全在曾勇控制范围内。当辩护人质证曾勇是如何撤离的,曾勇理直气壮地反问“难道还是被打出来的”,曾勇自证是他让停止的。也就是说,何强等人只是阻却对方不法侵害,并不足以对不法侵害形成攻击,而曾勇、杨佳等人离开,是在没有条件继续实施不法侵害的情况下,由曾勇指挥下完成撤离。即使这样,在曾勇等人撤离之后,何强、李××还是“仓皇”地从二楼跳窗逃跑,为什么这样?唯一的解释,就是担心对方会再次实施攻击。而公诉方则通过视频,证明“斗殴”之前已经把车开到了公司后面的街巷里,就已经安排好了作案后逃跑。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蓄意的斗殴,为什么考虑逃跑?何强并不确知对方会来二十几个手持砍刀的,既然已经组织了六个人,又准备了菜刀,难道还需要逃跑。对此,我们要说,这些事先的行为不是为事后准备的,而是防备对方采取连打人带砸车。另外,安排逃跑的话,也应该安排在董事长办公室,事实上是从董事长办公室对面总经理办公室阳台跳下去逃跑的。何强事先怎么能确知一定会打、一定会打败对方呢?因此,逃跑恰恰说明何强等人仍然陷于对曾勇等人不法侵害的恐惧之中,此时,除了立刻逃跑没有别的选择。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辩护,可以充分说明,“聚众”也罢,“持械”也罢,对曾勇与何强而言完全不是相同性质。起诉指控双方斗殴是不能成立的。

 

(二)行为的正当性(私利救济的边界)

除了上述说明何强、李××等人行为的正当性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债”的角度来分析说明本案完全属于正当防卫,进而说明其正当性。

1、债的形成非法

第一个问题,什么债?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方对本案起因的概括,即本案起因于债,直截了当地说,是赌债。是什么样的赌债呢?从庭审调查看出,表面上事情起因于徐建忠到澳门赌博,在所谓债权人郭瑞新的带领下,徐建忠三次赴澳门赌博。赌金采用澳门赌博、常熟结算的方式。但这个赌债,不是徐建中与郭瑞新相互对赌欠下的。徐建忠的证词显示,是因为其在澳门赌场输了之后,郭瑞新提供赌码,徐建中再输之后,形成了对郭瑞新的欠债。也就是说,徐建中欠下了赌资。这是合法的债吗?

第二个问题,债是多少?按徐建中所述债的数额并没有那么多,是在强行被加上了高额的利息之后对方单方确定的。对方是如何确定的呢?是派了杨佳等人多次到徐建中的办公室、住宅,按杨佳的说法并没有使用暴力。可是,在法庭上都看到了身高马大的杨佳,就不难想象会怎样向徐建中讨债,也不难想象徐建中为什么老老实实写下欠条,然后再办理抵押自己的财产。因此,徐建中完全有理由不认可、且拒绝支付75万元。但徐建中不知道欠了不该欠的债,欠了不该欠的人。

第三个问题,债权人是谁?既然形成了债,债权人是谁呢?真正的债权人既不是郭瑞新也不是曾勇,而是叶家益。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就牵涉到曾勇为什么出面讨债。在向徐建中追讨过程中,徐建中才得知给郭瑞新提供赌资的另有其人,叫叶家益。债权人不直接讨债而委托他人当然可以,但问题是自始至终除了口头告知,除了徐建中被迫写下的借据之外,没有得到片纸涉及真正债权人相关的文件。

第四个问题,债权转移了吗?从上述简单罗列的事实可知,即便是赌债,徐建中与曾勇之间也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难道债权转移给曾勇了吗?在法庭对曾勇质证时辩护人问曾勇,曾勇给出的答案是徐建中直接欠他的债。辩护人问借债之前与徐建中认识多久,曾勇答三天;辩护人问有没有了解过徐建中是否具有偿债能力,曾勇答看到徐建中的忠发公司了;辩护人再问出借有没有手续,曾勇答没有手续;辩护人继续问借款有没有提供担保,曾勇答没有;辩护人问认识几天就出借巨款且没有手续也无担保将来怎么主张权利,曾勇答通过法律;辩护人问你说的债能通过什么法律呢,你说的法律是指砍刀吗?曾勇无语。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公诉方虽然认为此案源于债,但并没有查清曾勇与该债之间是什么关系;若不查清这个问题,只能说对本案斗殴性质的指控就是证据不足。

2、讨债的行为非法

以上通过对本案的债如何形成、债的性质、债的数额多少、谁对谁的债、债权有没有转移等问题的分析,充分说明此债为不可讨之债。那么,为什么曾勇等人会讨债呢?

通过法庭调查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曾勇、杨佳等人其实主要就是靠讨这种债为生的,其所谓通过法律手段讨债不过是一种自虐的说法。其所讨之债本身具有不合法性,行为如何能够合法呢?曾勇在接手讨债之后,为了掩盖债的非法,采取派杨佳等人到徐建中公司和住宅的方式,形成人身威胁,强令迫使徐建中写下欠条,继而又以远高于债务的财产抵押,意图表面上使债合法化。殊不知并不能改变债的性质,也并不能使其讨债行为合法化。

然而,对于该项直接的严重影响本案定性的基本问题,侦查机关并未进行调查,公诉方也无法举证证明这些都是如何发生的。不对此定性,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何强受托从中斡旋会引来如此巨大的后果。公诉方认为,徐建中单方面委托何强免除百分之三十的债务是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要说,公诉方对债的保护出发点就错了,曾勇讨的本身就是非法之债。

3、聚众持械讨债的非法

必须指出,在说明了债的形成非法之后,其无论采取什么手段讨债都是不合法的,因此,采取本案这种聚多人之众、持管制刀具、大打出手的讨债就是一种不法侵害。当何强面对可能到来的不法侵害进行预防性准备、继而在对方首先实施现实的对人身的不法侵害之时进行反击,何罪之有呢?

所以本案的发生不在于何强斗气的通话,而在于徐建中不甘于就范、希望借何强与对方谈判得到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数额和还款期限,而曾勇、杨佳对此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只要徐建中不还欠下的恶债,曾勇等人就一定持续追讨,而且除了采取人身威胁或直接加害人身方法之外,不可能有其它合法的手段可以采取。所以,在曾勇、杨佳直接致电徐建中追讨之时何强回话,一方面是对老板徐建中托付自己有所表现,另一方面则是对曾勇等人讨恶债的一个正告。而曾勇本能的反应就是打上门去,正如杨佳在接受辩护人质证时所言,那些所持的管制性刀具长期就存放于汽车当中。所以,本案不是何强能决定是否不发生,而是那些刀具本身已说明,不是不用,只是何时用、对谁来使用!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本案的发生绝不是起诉指控的相互聚众持械斗殴,起诉指控显然并未查明引发本案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因而才得出“债是原因,何强的电话是诱因”的错误的结论。曾勇、杨佳等人就是以暴力为后盾追讨恶债,不法之债,当徐建中幻想通过谈判解决遭拒、而通过何强传达了不满之后,曾勇、杨佳纠集二十余人上门暴力追讨,完全说明是一种典型的不法侵害,何强等人奋起反击就是对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不再能得出任何其它的结论了。

然而,起诉指控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查清恶债相关的事实,仅从何强等人准备的行为,即得出“不法对不法”的相互斗殴的结论,不能不说是对本案性质的极大混淆。上述辩护,清楚地得出结论,本案指控被告人李××聚众斗殴,显然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李××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所有要件,应当以正当防卫作出判决。

据此,本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本着对法律负责、对被告人合法权益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全面审慎地考虑上述辩护意见,依法对被告人李××做出无罪判决。

谢谢!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成

201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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